7月28日，萬眾矚目的第31屆世界大學生夏季運動會將在成都東安湖體育公園拉開帷幕。隨著大運這幅巨幕一起拉開的，是這座城市近年來持續拓展的體育產業“新版圖”。

自成功申辦大運會以來，聚焦“以賽營城”，成都體育基礎設施提檔升級，全新的體育場景與業態涌現，體育消費成為了引領消費升級的新動力。

記者了解到，近3年，成都累計簽約重大體育產業項目115個，金額超870億元。2022年，成都體育產業總產值達1005億元、增加值達385億元，相比2018年分別增長59%、79%。最新統計數據顯示，今年一季度，成都體育消費總規模157.7億元，同比增長12.3%。

(資料圖片僅供參考)

大運的熱潮之下，我們如何看待當前的體育產業發展特征？又如何把握體育消費潮涌的方向？《每日經濟新聞》記者（以下簡稱NBD）邀請到國內體育產業研究領域知名學者、中央財經大學體育經濟研究中心主任王裕雄教授進行深入解讀。

在王裕雄看來，“當我們在考慮促進城市煥新和提升發展活力的時候往往首先就會想到體育，就像此前英國曼徹斯特擺脫傳統工業城市的轉型一樣。大運會的籌辦和成功舉辦將進一步完善成都的各項基礎設施建設，創造大量就業機會，提升成都的國際吸引力。同時結合賽事名城打造，賽事體系與體育消費場景成型成勢，讓成都充滿可持續、可感知的活力，這些都是吸引年輕人的重要因素。”

王裕雄教授 圖片來源：受訪者提供

談體育產業特征

NBD：體育產業是一個擁有強“正外部性”的產業，兼具社會公益屬性與商業屬性。在“后大運時代”，如何在商業化開發運營各大場館及賽事的過程中，厘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復雜關系？

王裕雄：這是一個很好的問題。體育產業中的有些“正外部性”只能政府通過“看得見的手”，例如補貼的方式來解決。有些“正外部性”在很大程度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和微觀組織變革將其內部化。具體到底該用何種方式解決？取決于“外部性”內部化過程中所需要的交易成本大小。

另外，“正外部性”的存在只是可能會造成私人部門的供給少于社會需要的數量。并不是說沒有供給，也就是說并不是所有的“外部性”都需要解決。如果賽事或者場館運營能夠獲得一定水平的盈利，其實也可以持續運營下去。

回到具體的實踐之中，在“后大運時代”，如何在商業化開發運營各大場館及賽事過程中，厘清政府與市場之間的關系，可以參考上述原則。但有一點需要指出的是——（這）很多時候取決于政府的頂層設計。以場館運營為例，如果場館經營方經營范圍僅限于場館本身，如果場館運營能夠很好帶動周邊區域內一定空間范圍內的其他業態發展，那么此時政府可以考慮對場館進行補貼，即通過補貼來解決外部性問題。

另外一種情況是周邊一定范圍內的空間與業態本身也由場館運營方進行管理，那么此時場館運營的“外部性”就能夠內部化。場館運營本身也許不盈利，但能夠為經營主體的其他業態賦能，此時政府是不需要來補貼的。所以可以看到在此過程中政府實際上有很大的選擇權，這種選擇權體現在其所做的頂層設計上。

東安湖體育公園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NBD：此前，您提到過中國體育產業有自己獨特的發展路徑，最關鍵的表現是——體育服務業的勞動生產率遠高于國民經濟的平均勞動生產率。在新的發展階段，我們如何理解這樣的特征？

王裕雄：這其實是個非常有趣的現象。通過現有官方的統計數據來看，我們國家的體育服務業勞動生產率遠高于國民經濟的平均勞動生產率；而我們也看到在歐盟，根據其官方發布的統計數據來看，（情況）是相反的。

按照我們通常理解，體育服務業主要還是屬于生活性服務業，而生活性服務業在各類經濟體中一般更有可能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這也就有所謂的“鮑莫爾病”的說法。所以歐盟的情況是正常的，中國的情況則是“反常”的。

我們目前的理解是由于目前我國居民體育消費的滲透率和人均支出水平還比較低（一些公開發表的數據甚至認為美國和歐盟發達國家居民體育消費水平是我國的4倍），導致在歐盟等經濟體中能夠生存下去的那種傳統的勞動密集型商業模式無法生存，而需要通過發展體育綜合體實現“體育+”、構建無形資產和發展互聯網體育等相對更加復雜的模式來獲得盈利。這意味著我國體育產業商業模式“被迫”向著資本密集型和技術密集型方向移動。

在微觀層面上，這種“被迫”移動所體現的是廣大的體育產業領域創業者為了適應居民體育消費意愿不足、消費水平較低這個客觀的市場環境所做出的大量創新。這種創新是很偉大的。我常常開玩笑說，上一個做出同樣偉大創新的行業是互聯網行業。

談體育消費趨勢

NBD：近日，體育總局辦公廳印發了《關于恢復和擴大體育消費的工作方案》的通知，強調要深化消費試點示范。根據您的觀察，成都作為首批國家體育消費試點城市近幾年在打造全新體育消費場景、引領體育消費趨勢方面做出了哪些有益嘗試？

王裕雄：成都給我留下最為深刻的印象是世界賽事名城建設，構建起覆蓋全年的高密度賽事活動體系。這對于將成都打造為體育消費目的地城市具有重要的價值。我看到，根據相關規劃，成都將于2025年建成世界賽事名城，每年舉辦國際和全國賽事達50項以上，體育賽事對相關產業的拉動效應超300億元。

另外一個深刻印象就是成都特別重視融合性體育消費場景建設以及包括社區運動角和綠道健身空間等各類運動空間的打造。我也關注到，像是今年成都還將持續新建改建一批體育公園，打造50個體育消費新場景、100個社區運動角和200個天府綠道健身新空間。今年以來，我國體育消費的一個重要趨勢就是新場景在促進體育消費過程中的作用更加突出。

成都街頭正在運動的青年 圖片來源：每經記者 張建 攝

NBD：當前，體育消費在居民消費中的比重及引領作用正進一步突出。未來如何才能更好地發揮體育產業對社會消費的促進作用？在打造體育消費新場景、引領體育消費新趨勢方面有哪些值得分享的案例？

王裕雄：如何更好的發揮體育對社會消費的促進作用還是需要從需求端和供給側兩個方面來發力。需求端發力是指培養人民群眾的體育消費意識、習慣和技能，一方面需要從青少年抓起，另外一方面要大力發展全民健身事業。從供給側發力就是要不斷提升數量、質量更高的賽事活動和體育設施來滿足人們的需求，特別是要勇于創新，包括產品創新、業態創新、場景創新和模式創新。

這段時間，我國體育產業的發展有很多帶給我們驚喜的地方其實就是創新的結果。其中最典型的成功案例就是貴州的村BA、“村超”現象。實際上我們可以理解為這就是一種基于“草根”的群眾性賽事和當地的傳統文化、生活形態相結合的一種融合性的體育旅游產品。

NBD：最后，您認為我國體育產業發展還存在哪些明顯短板之處？在政策端以及市場端，您分別有哪些建議？

王裕雄：我國體育產業發展最大的短板就是“消費水平還比較低”。體育消費水平跟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緊密相關，特別是跟人們的可支配收入水平相關，我們不能指望居民體育消費水平在其消費支出中占有很大的比重。以此為前提，我們還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例如我們可以通過大力發展全民健身來讓更多的人來進行體育消費，而我們可以通過大量的供給側創新來更好滿足人們哪怕不是很高的體育消費，并從中獲得盈利，從而保證體育產業的可持續發展。

在政策端的建議是維持政策的連續性和一貫性。我認為過去一段時間，我們的很多體育產業政策導向是正確的，非常符合在當前市場環境下中國體育產業的發展規律，例如我們大力倡導和支持發展“體育+”，大力支持發展各類體育綜合體和體育消費新場景等。我們未來要做的就是將正確的事情繼續做下去。當然，我們也要加強對各類體育產業政策效果的評估，保證有限的政策資源能夠發揮最大的價值。

在市場端，我的建議就是創新，前面講過，這些年我國體育產業最大的經驗就是根據我們的市場環境、需求條件不斷創新，包括技術創新、組織創新和商業模式創新，其中特別要關注數字技術帶來的商業機會。